一千元在21世纪人看来，或许只是一半个月的生活费，一件衣服，或者一顿饭钱。
而在1982年，1000元超过了大部分家庭的储蓄，就普通的四口之家来说，夫妻两人都有工作，甚至一个孩子也开始赚钱了，依然很难攒到1000元的积蓄。
事实上，人们开始感觉有点闲钱，也就是最近两年的事儿，至于摆脱拮据的生活，国人还需要近十年的努力。
此时的工资报酬，是用来维持基本生存的，储蓄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，一顿少吃一毛钱，一个月就能省下九块钱，一年节省100元就可以存成定期，小心翼翼的供养起来。不过，要是偶尔奢侈一次，哪怕两个月奢侈一次，以前的节省就全白费了。这种生活，无论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，还是30年后的年轻人，都是不愿意过，或者过的很艰难的。
好在理想通常是不用花钱的，用80年代的生活来比较六七十年代，人们亦有充分的满足感。如果没有外国的资本主义做对比，如果不知道外国人的生活方式，80年代其实是一个纯粹的美好的时代，差不多也是中国前无古人的美丽时代了。
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，他们是没有1000元的概念的，也很少有人见过1000元放在一起是什么样子。装在白色信封里的10元大团结是第三版人民币里最大面值的钞票，足以令其幻想出无数的美好景象。
然而，再奇诡的幻想，也无法形容他们目前的新潮荡漾。
给老师打分，给老师评价？
这种事儿，他们是想都没有想过的。
虽然就在不久以前，教师还被污蔑成臭老九，成了被批判和打倒的一员，但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不是几年时间建立起来的，数千年的传统自有其惯性。其实，学生罢课和烧书也没有持续多久，没两年又搞起了复课闹革命，不继承知识的国家是传承不下去的。
另一方面，和西方国家不一样，中国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一向很高，科举时代的老师无需赘言，就是80年代的教师，普遍也有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学历，说是掌握话语权太过了，分享一部分的话语权还是能做到的。
不管老师们相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地位如何，如今的学校教师对学生是纯碾压的，随意体罚什么的只是权力中的一项，稍微厉害点的，还有资格影响学生档案，决定学生的前途……
正因为如此，杨锐才更想制约这种权力…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太大了，尤其在家长没文化的时候，学生能否成才，泰半取决于老师。
然而，给老师评价，好的评价自然没关系，不好的评价，被看到了又怎么办？
似乎听到了他们的议论，杨锐再次站到了主席台上，拿起了大喇叭，道：“同学们请注意，我们这次是不记名投票。你不用填写名字，也不用写字，只要填数字行了，咱们是五分制，1分最低，5分最高。比如第一条，教学水平，你觉得普通，就写3分，觉得较好，就写4，觉得非常好，就写5，如果你觉得达不到平均水平，或者达不到让你满意的程度，你就打2分或者1分……”
数字同样有笔迹一说，但比较起来就非常难了，注意的时候，也容易改变写法，就西堡中学的水平，想来没有哪位老师有这样的字迹坚定能力。
杨锐一口气说完，学生们的表情果然从疑虑变成了振奋。
投票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，与人口素质没有本质上的联系，原始部落还投票呢，这种方式，天生就带有一种爽感。
因为你能决定别人的命运，也许只是一点点命运，也许自己只是决定里微不足道的一环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一种难得的权力，它浑身都沾满了令人喜欢的要素。
等大家动笔了，杨锐又到主席台下面，吩咐了曹宝明两句。
一会儿，就有两个大铁桶被搬到了主席台上，里面放了柴火和麦秆，一点火就能燃起来。
同时，几名锐学组的成员也把桌椅搬到了主席台上。左右两边各是四套桌椅，有纸张和比铺开，在微风下哗哗作响。
有的学生猜到了些什么，手上的动作更快了，有的学生不明所以然，只能低头做自己的。
王国华带着几个回炉班的学生，时不时的高喊一声：“都不要看别人的，也不要交头接耳，就和考试一样，填好了或者不想填的，直接把卷子递上去就行了。想回家的回家，不想回家的可以留下等结果。”
这时候的学校，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是很普遍的，低年级学生若是反抗，还会被高年级学生视作大逆不道，往往招来胖揍。所以，除非是非常横的主儿，低年级的学生都不敢主动挑衅高年级的学生，锐学组的大部分成员还是回炉班的，自然又是学校里最老的老生，他们转悠起来，效果比监考老师还好。
没有一个学生站出来交卷。
这也在杨锐的预料之中。枪打出头鸟，谁要是这时候交卷走了，指不定就被记住了，徒惹麻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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